“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转载自：李野航《一个被忘记了的节日，一种被忘记了的精神》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这是宋黄庭坚的寒食诗。诗中含着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出自《孟子》，说有这么个人，家里有一个老婆，一个二奶。每当这位老兄从外面回家，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说，又被某某达官贵人请吃了饭。当然，老婆与二奶不免羡慕焉。可一来二去，老婆二奶犯了嘀咕：跟了男人这么多年，没见有哪个当官的有钱的登门拜访啊，于是，趁着男人又一次出门，便悄悄跟了出去。不觉来到一片墓地，见丈夫瞅着哪家扫墓完毕，就上前把祭台上的祭品，风卷残云般地吃个精光，然后回到家中，做出一副倨傲的样子。当然，这回老婆和二奶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第二个典故出自《左传》，说晋文公重耳当年逃亡在外的时候，身边跟了几个“铁哥们儿”，帮他渡过了重重的难关。其中最“铁”的，当数介之推，在重耳面临绝境的时候，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主子吃。后来，主子时来运转，当上了国君，论功行赏之际，却把介之推给忘了。于是，介之推一气之下，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后来忽然良心发现，想起了这位救过自己一命的哥们儿，便进山去请他出来做官。可这位介之推或许是患上了今天所谓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死也不出。当然晋文公也挺牛，为了给介之推一个官当，不惜采用火攻。结果，介之推这个历史上真正“最牛钉子户”被烧死在了绵山之上。而他被烧死的这天，成了中国一个世代相延的节日———寒食节。在这天，人们禁吃熟食，以纪念这位宁肯被烧死也不当官的人。　　　　
这两个与寒食节相关的典故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精神品质。一种是极度地崇拜权力，一种是极度地藐视权力。　　　　
在第一个典故中。那个权力的崇拜者的可鄙行为有个动机，就是“骄妾妇”。换句话说，他不是普通劳动人民，而是那种有一丁点地位却必须依靠他人羡慕的眼光才能活下去的人。而当一个社会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以“官”为核心的基础之上，不沾点官气就可能甚至没资格讨个老婆。而这位老兄不幸未能沾上半点官气却又是个性欲强健得来连娶一个老婆都不够的人。咋办？只好开动那有点文化的脑袋而大张“忽悠”之道了。　　　　
中国文人被官本位的思想“忽悠”已有几千年历史了，直到今天。只要沾上点官气，就可以“骄妾妇”，坐拥许多的二奶。倘不幸半点官气都沾不上，就连铁板定钉的老婆也会飞，其谁能抗拒当官的诱惑？于是乎，为了沾点官气，到“坟墓”去乞食者有之，靠“坟墓”来“忽悠”者有之，当然，今人毕竟是进化了，他们借以“忽悠”妾妇的，不再是从坟墓讨来的丁点吃食，而是通过用自己的那点文化知识来获取的对官僚阶层的依附。他们不再会“施施然”地对妾妇说某官又请吃了饭，而是自称又为某种政策的出笼，编制了许多理论的依据。　　　　
但中国文人的人格，就如此如藤蔓般地萎靡不济，只能给当权者当“二奶”吗？好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另一种士君子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文人也可以逃尧避舜、不食周粟、加足帝腹。这种精神以一个节日的形式获得了它象征性的表达。这个节日就是寒食节。　　
或许，这个寒食节所纪念的主角介之推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个讨厌做官的人。他拒绝当官的理由只是对王权的失望，只是看清了王权那绝情寡义的本质。但他毕竟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灵魂，毅然地在虚伪与死亡之间做出了一个超乎常人的抉择———宁肯去死，也不为那一丁点“祭余”的吃食，去虚伪地周旋于势力之场，用以换做“骄妾妇”的资本。而这，在一个有着浓厚的官本位气氛的文化环境中，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的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上，象介之推先生那样在权势的诱惑下真正“最牛的钉子户”多乎哉？不多也！但毕竟不是没有。因为寒食节千百年来在被老百姓过着，至少在吃冷食的这天，还可以给自己的下一辈，灌输一点不畏强权的意识。可惜的是，20世纪以后，这个节日并着那“士甘焚死不公侯”的精神，渐渐地被国人淡忘了，时至于今，在中国大陆的文人的圈子里，只流行用从官大人那里讨得的一点可怜的“祭余”，以忽悠其老婆或二奶了。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