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转载自：李野航《一个被忘记了的节日，一种被忘记了的精神》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这是宋黄庭坚的寒食诗。诗中含着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出自《孟子》，说有这么个人，家里有一个老婆，一个二奶。每当这位老兄从外面回家，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说，又被某某达官贵人请吃了饭。当然，老婆与二奶不免羡慕焉。可一来二去，老婆二奶犯了嘀咕：跟了男人这么多年，没见有哪个当官的有钱的登门拜访啊，于是，趁着男人又一次出门，便悄悄跟了出去。不觉来到一片墓地，见丈夫瞅着哪家扫墓完毕，就上前把祭台上的祭品，风卷残云般地吃个精光，然后回到家中，做出一副倨傲的样子。当然，这回老婆和二奶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第二个典故出自《左传》，说晋文公重耳当年逃亡在外的时候，身边跟了几个“铁哥们儿”，帮他渡过了重重的难关。其中最“铁”的，当数介之推，在重耳面临绝境的时候，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主子吃。后来，主子时来运转，当上了国君，论功行赏之际，却把介之推给忘了。于是，介之推一气之下，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后来忽然良心发现，想起了这位救过自己一命的哥们儿，便进山去请他出来做官。可这位介之推或许是患上了今天所谓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死也不出。当然晋文公也挺牛，为了给介之推一个官当，不惜采用火攻。结果，介之推这个历史上真正“最牛钉子户”被烧死在了绵山之上。而他被烧死的这天，成了中国一个世代相延的节日———寒食节。在这天，人们禁吃熟食，以纪念这位宁肯被烧死也不当官的人。　　　　
这两个与寒食节相关的典故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精神品质。一种是极度地崇拜权力，一种是极度地藐视权力。　　　　
在第一个典故中。那个权力的崇拜者的可鄙行为有个动机，就是“骄妾妇”。换句话说，他不是普通劳动人民，而是那种有一丁点地位却必须依靠他人羡慕的眼光才能活下去的人。而当一个社会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以“官”为核心的基础之上，不沾点官气就可能甚至没资格讨个老婆。而这位老兄不幸未能沾上半点官气却又是个性欲强健得来连娶一个老婆都不够的人。咋办？只好开动那有点文化的脑袋而大张“忽悠”之道了。　　　　
中国文人被官本位的思想“忽悠”已有几千年历史了，直到今天。只要沾上点官气，就可以“骄妾妇”，坐拥许多的二奶。倘不幸半点官气都沾不上，就连铁板定钉的老婆也会飞，其谁能抗拒当官的诱惑？于是乎，为了沾点官气，到“坟墓”去乞食者有之，靠“坟墓”来“忽悠”者有之，当然，今人毕竟是进化了，他们借以“忽悠”妾妇的，不再是从坟墓讨来的丁点吃食，而是通过用自己的那点文化知识来获取的对官僚阶层的依附。他们不再会“施施然”地对妾妇说某官又请吃了饭，而是自称又为某种政策的出笼，编制了许多理论的依据。　　　　
但中国文人的人格，就如此如藤蔓般地萎靡不济，只能给当权者当“二奶”吗？好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另一种士君子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文人也可以逃尧避舜、不食周粟、加足帝腹。这种精神以一个节日的形式获得了它象征性的表达。这个节日就是寒食节。　　
或许，这个寒食节所纪念的主角介之推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个讨厌做官的人。他拒绝当官的理由只是对王权的失望，只是看清了王权那绝情寡义的本质。但他毕竟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灵魂，毅然地在虚伪与死亡之间做出了一个超乎常人的抉择———宁肯去死，也不为那一丁点“祭余”的吃食，去虚伪地周旋于势力之场，用以换做“骄妾妇”的资本。而这，在一个有着浓厚的官本位气氛的文化环境中，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的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上，象介之推先生那样在权势的诱惑下真正“最牛的钉子户”多乎哉？不多也！但毕竟不是没有。因为寒食节千百年来在被老百姓过着，至少在吃冷食的这天，还可以给自己的下一辈，灌输一点不畏强权的意识。可惜的是，20世纪以后，这个节日并着那“士甘焚死不公侯”的精神，渐渐地被国人淡忘了，时至于今，在中国大陆的文人的圈子里，只流行用从官大人那里讨得的一点可怜的“祭余”，以忽悠其老婆或二奶了。不亦悲乎？

社会高低规则的不兼容

“车就是我的命根子，你们不能说收就收！”

这是广州濂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代号叫075的搬运工近乎绝望的喊声。一次交警的集中整治，收缴了广州濂泉路服装批发市场上数十辆在快车道上行车的手推车。而在这些手推手上，车主（搬动工）们投入了买车钱、运营服务证、代表身份的马甲等万余元钱，对于一个靠力气吃饭的搬运工来说，车是他的命根子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在一个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里，一种高高在上的规则却不得不去剥夺一个底层人的“命根子”，肯定在某些规则的设置上出了毛病。

按理来说，交通法规作为法律层面上的规则，肯定是兼顾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哈），无疑要大于其他低层的规则，但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怎么会出现违背社会主流意识和最基本人道主义的“切命根子”的事呢？

作为最底层靠出卖力气维生的人，恰恰是一切规则的承受者，在社会上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去制订修改规则的权力，他的创造是被剥夺的，正是通过这些规则的方式。在市场管理方看来，他们要承受取得搬运服务证的一切规则，而在交通法规方看来，他们必须以遵守交规为前提。而这两方规则的双重约束下，搬运工们生存的空间几乎没有，或者说，大大地超出了他们谋求生存或者更大生存空间的承受范围——我在此也只能揣测，也许是专门的推车道无法满足他们谋生的速度，进而将车推进了快车道，毕竟，他们要靠搬运的量以及速度来赚钱。

更深层次地去想，在现行社会结构里，一，是不是缺少遵守规则所必要的教育和氛围。在很多人眼里，眼前或者是切身利益所相关的规则，无疑是最为迫切的。因此，很多人对一些看起来较为遥远的规则即漠视。二，在规则中占主动的一方创造了无数的潜规则以与规则同行，但往往，当潜规则与规则发生冲突时，承受损失或者伤害的往往是潜规则或规则中被动的一方，或者说永远是弱势的一方。三，更为重要的是，底层的人们永远无法有选择规则的权力，他们没好的选择去让自己生存的更好，更不用说去挑战规则或者改变规则，有的，只能是在现行的规则里寻找一种隐性的对抗来寻求更大的空间，但一旦被规则察觉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往往是自己。

一个将军前面会有累累的白骨，一个规则前面也会有累累的白骨。075号只是一处符号，在他尝试与规则的对抗中，只是无奈又绝望地发出这样的喊叫，而试图挑战的那些人中，成为国家机器对抗的分子，成了专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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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

我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前面放了两张椅子，里面一张正放在我的对面，是一张宽大的黑皮靠椅，外面一张稍微有些点，是一张缺少了一个靠手的红皮休闲椅。
其实我本来是想撤掉一张椅子，毕竟我将面试的只是一个人。但转念间又想了想，还是留着，或许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
第一个是一个年青人，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外面那张休闲椅，看得出来，他还有点紧张，甚至比我更紧张，但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但在我的问题后面，他会小心地问一句：“你是指……”。
我的紧张很快就松弛下来了，因为我发现他比我更紧张。人一旦发现事实的真相时，一般都会变得冷静。很快，我就掌握了主动性，并且大致地了解他的弱点所在。当我问最后一个关于有关这个行业的形势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时，他开始坦承地承认，他的确没有看到过我所提到的那个政策文件。
嗯，就这么得了吧。
第二个是一个中年人，已经有过很多年的经验，而且一看给人的感觉是很踏实的一个人。他也选择了休闲椅。他的身体前倾，谦恭地当一个倾听者。我对他的了解从他原来的单位开始，很快，他就将谈话重点引向了他所擅长的内容，并且会不时地说一些我想了解的情况。因为，他原来所在的单位是这个城市里面一个比较大的单位，在行业里有着一些影响力。这使他的健谈不仅有着实质性的内容，更让我不会那么容易失去耐心。
慢慢地，我把这场谈话变成了一种了解资讯的活动，问的问题都围绕着他所知道的那些“内幕”上，他也乐此不疲，一直到我提出正题，他是否愿意调整成与他所谋求的职位不同的岗位时，他断然地否定了，然后他仍然保持着向前倾听的姿态，又转回到前面他所擅长的工作经验上。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向我描述的一切更适合我向他提供的岗位，但是他拒绝的很彻底。他可能对他自己的职业提升很是迫不及待，以至于无法听取我的建议。
那么，也就这样吧。
第三位求职者是唯一一个坐到里面那张椅子上的人，而且用左手靠在靠手上，整个人左倾着。更要命的是，他的简历里面有很多不可信的东西，他的职位和他的薪水有着很明显的差异。
谈话很简单，在他重复一些我熟知的东西后，没有新鲜的东西，我甚至没有耐心和他进行交锋。或许他选择的位置和他的姿态在我心里起了另外的作用。
第四位求职者选择了休闲椅，他也是一个健谈的人，他说的更换工作的理由和我几年前很相似——一个能让自己感觉与众不同，却又无法别人充分信服的理由。他选择离开原单位是因为他跟单位之间彼此都太了解。我对他抱有的怀疑态度从此开始，我有保留地了解他的东西，最终，还是有保留地和他结束了对话。